来源：上海信托圈

　　注意：特殊需要信托可以，大到哪所机构更适合照顾，小到为一件衣服买单，特殊需要信托是打通了保单和遗嘱的“最后一公里”。

　　“每周健身或沐足一次、外出就餐两次；每月理发一次、由信托公司拨付零花钱和自己赚的工资；未来住宿在慧灵（一家心智障碍服务机构）社区家庭或者原有熟悉社区……”

　　这是26岁孤独症青年张峻绮的照顾清单、意愿清单。

　　“从梳理峻绮所需要的清单开始，寻找确定合适的监护人、监察机构等服务商，准备各种法律文件，我和其他家长一起找学者、信托公司反复探讨可行方案，并以张峻绮作为受益人设立了信托。”母亲戴榕近日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在前些年就开始考虑“托孤”问题，“当我们病了、老了、走了，孩子怎么办？”这是每个心智障碍者家庭面临的“终极命题”。

　　当前，像戴榕这样，运用信托这种受托服务形式，来解决“托孤”难题的做法并非孤例，一些信托公司和服务机构正在探索。

　　市场需求很大

　　对于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人等群体而言，特殊需要服务信托（简称‘特殊需要信托’）非常重要，目前市场的需求也很大。

　　光大信托慈善信托办公室主任乔方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举例来说，自闭症孩子的家长都在担心，自己走了，孩子怎么办？保险和遗嘱虽然可以留给孩子遗产和财务，但是谁来照顾，谁来监管，谁来监督，谁来执行？特殊需要信托可以，大到哪所机构更适合照顾，小到为一件衣服买单，特殊需要信托是打通了保单和遗嘱的“最后一公里”。

　　中国信托业协会在2022年出版的《2021年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首次将特殊需要服务信托单独列为一个专题研究课题。

　　《报告》将该业务定义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信任，将资金或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包含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人以及其他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特殊需要人群管理及运用财产，满足其日常生活、医疗、护理等信托文件规定的用途。”

　　实际上，我国有着数量较多的特殊需要人群。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包括智力障碍、自闭症谱系障碍、唐氏综合征等基于先天性缺陷导致的心智障碍者大约有1200万~2000万人，影响了近3000万父母和8000万至亲。

　　“这些特殊的家庭普遍面对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痛点：

　　一是：很大一部分残障家庭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能力去全生命周期地照料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员；

　　二是：由于监督机制力度不足，导致屡屡爆出服务机构或个人骗收委托资金后挪作他用的负面报道；

　　三是：即使家庭财产充足，目前大多金融机构仅能为残障家庭提供财富的保值增值服务，无法实现残障家属生活保障服务的购买匹配及监督保障。

　　外贸信托分析指出，这些痛点单凭财政补贴或社会公益慈善救助难以长期有效解决，而是需要依靠金融市场及社会各方力量去共同探索可持续的综合解决方案；其中，特殊需要信托一定是最佳解决方案之一。

　　据记者了解，业务实践上，在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特殊需要信托已经成为解决包括心智障碍者在内的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群体的需求重要方式。近年来，包括光大信托、外贸信托、万向信托、杭州工商信托等多家信托机构陆续有案例落地。

　　“新的信托业务分类是三大项：资产管理、资产服务和公益慈善。后两类虽然规模还很小，但属于信托独有的业务。在资管新规下，资管类信托有众多竞争对手，信托与银行、证券、基金相比没有什么独有优势，而公益慈善总体规模太小，难以支撑起信托行业转型方向。服务信托有着极为广阔的探索空间，是信托公司回归本源的核心方向。”乔方亮也坦言道：运用信托这种受托服务形式解决“托孤”难题的特殊需要信托，仍属于比较小众的范畴，还在起步阶段。

　　要加强推广普及

　　上述《报告》指出，目前市场上对特殊需要信托的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还存在较大空白，社会对特殊需要信托的认知，乃至于监管部门对该业务的配套制度支持仍在探索阶段。

　　“市场上对特殊需要信托的认知不足、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信托机制。”戴榕告诉记者，2018年左右，她是通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教授了解到，适用于心智障碍家庭的特殊需要信托。自从儿子确诊孤独症后，戴榕就开始关注并加入心智障碍的公益机构，现在是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理事长。目前戴榕不仅为儿子设立了这一信托，还不断地给其他家长推广普及，“希望从我们自己出发，让机构看到这是一个值得挖掘的市场，进而去推动服务和政策的完善。”

　　“一方面，市场上对特殊需要信托的认知不足，很多有心智障碍者或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根本没有听说过。另一方面，特殊需要信托存在着产品结构设计较为复杂，前期投入大、单笔金额较低且收费低等特点，这类产品利润很薄，甚至可以说不赚钱，所以很多机构没有办法给予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乔方亮对记者表示：“这类业务短期内很难盈利，但它给社会带来的价值远比盈利重要得多，我相信将来一定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在68家信托公司中，现阶段我们是花大力气去探索特殊需要信托并打造服务生态圈的。”

　　在推广普及和政策支持方面，国内一些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也做了相关实践探索。早在2020年9月，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身心障碍者信托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内首个针对特殊需要信托推出的地方性政策文件。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界别提交提案《关于促进建立老年人与残疾人特殊需要信托的建议》。

　　近日，浙江银保监局针对《关于推进心智障碍者“特殊需要信托”》的建议答复时称，将推动相关配套政策试点落地、加大对特殊需要群体服务供给、加强特殊需要信托推广普及。

　　浙江银保监局指出，当前辖内信托公司在服务特殊需要人群领域开展了有益探索，但由于相关业务涉及人身与财产的安排较为复杂，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问题。

　　如：配套制度有待完善，信托财产转移登记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尚不健全，《民法典》针对“意定监护”等制度安排的落地实施也需进一步细化明确；涉及其他托养、社会监护、第三方服务等供给端的服务提供、服务标准、评估监督等工作均需进一步推进；社会大众对于特殊需要信托相关功能、服务及价值的认知也亟须提升。

　　生态圈缺失的一环

　　能提供怎样的服务，是部分心智障碍者家庭向信托公司提出的重要问题。

　　“现实中，信托公司能够对接的资源有限，并且遴选服务商、评判服务质量等工作，不仅需要对这些特殊群体有很深入的了解，还要具备医学、护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戴榕表示，按照峻绮的生活需求，需要很多机构提供服务，包括慧灵、巴士学园、健身房、牙科诊所、旅行社，还要有监察机构、社会监护机构等角色。这么多的服务提供方，可以交由一家专业的第三方枢纽服务平台来统筹管理，通过个案评估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化需求，制定相应的服务清单和标准。

　　“在对接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都是地方性服务机构，很难找到全国性的服务机构，甚至有些地区非常缺乏能够为这些群体提供服务的机构。”乔方亮表示，“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在特殊需要信托业务开展过程中，逐渐挖掘、考察、评估并筛选出优质的服务机构，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建立服务机构白名单，进而推荐给身心障碍服务信托、养老信托的委托人。”

　　在乔方亮看来，服务生态圈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但目前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针对服务商的专业评估机构，是整个行业服务生态圈缺失的其中一环。”

　　乔方亮表示，对服务商的服务质量是很难评估的，服务质量合不合格、能不能持续进行专业的评估？这类评估非常专业，需要深入了解相关群体和行业，并具备较好的医学、心理学知识。

　　“家长去参观体验的时候未必能够发现所有问题，对于体验好不好、服务专不专业，我们的孩子也无法表达出来。这类评估机构现在几乎是空白。”广州一位智力障碍孩子的家长林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基本都是由家长结合自己孩子的生活开支和水平来测算未来的资金需要、挑选相应的服务机构，“不知怎么样能挑选出好的机构。”

　　上述《报告》也提及，特殊需要信托在服务供给端还存在服务标准和服务监督机制缺失的问题，因为特殊需要信托涉及社会特殊群体利益的保障与维护，监督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特别针对特殊需要群体的服务提供标准和服务监督机制，对受托人的服务质效的评价难以量化。

　　对此，乔方亮提出，建议由中国残联等培育和扶植专业机构参与到服务评估和持续监管中，比如由地方残联发布服务机构白名单并对其服务质量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以达到监督的效果。我们目前与中国残联相关部门也做了沟通，并做了专题介绍，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残联及民政部门行动较快，目前与江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有了实质性的合作。

　　另外，特殊需要信托可以设置监察人的角色，由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对信托公司、服务机构等各方进行监督，在信托运行过程中监督各方严格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执行，更换未能勤勉尽责的机构。

　　来源：中 国 经 营 报/陈 嘉 玲/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