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唐婧 北京报道

　　9月2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 “统筹发展与安全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以“我国财政安全的内涵、挑战和实现路径”为题发表演讲。

　　马海涛表示，财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国独特的财政金融制度，决定了财政安全与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紧密相连、密不可分。财政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大的财政基础，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贸易风险等风险的防范化解，离不开财政安全作为保障。财政安全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前提。

　　马海涛指出，财政安全是金融安全的坚实屏障。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往往相伴相随、相互传导，但防范金融风险的最终落脚点是财政安全，这源于我国独特的财政金融制度。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财政金融工作，重视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二是财政部门通过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发挥重要作用；三是财政部门可以引导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四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用趋于一体。

　　“在这一制度安排下， 一旦出现金融风险，财政部等中央部门或其直属中央金融企业通过履行出资人职责，对风险隐患直接进行指导和干预，加上财政资金作为充分保障，使得财政安全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坚实屏障。”马海涛表示。

　　马海涛还提到，近期央行推出了降准降息等一系列金融政策组合拳，市场反应很热烈，股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光有金融增量政策出台是不够的，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也应该发力，10月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

　　在当前经济恢复尚不牢固的情况下，不少专家建议增发国债或特别国债，来扩大财政支出，刺激总需求，以支持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但由于增发国债或者特别国债等涉及调整预算，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因此10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被视为是重要的观察窗口。

　　马海涛还称，国债发行扩大赤字从长远来看会涉及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讨论财政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

　　财政安全更加强调跨年度、跨周期平衡

　　什么是财政安全？马海涛认为，财政安全是指一国的财政收支短期平稳运行，中长期实现跨年度､跨周期平衡，并储备一定的财政空间和财政资源，应对国内外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局部或全局的重大冲击，以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具体来看，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安全的前提，储备一定的财政空间和财政资源是财政安全的保障，应对国内外自然､政治､经济等领域各种重大冲击是财政安全的重点，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是财政安全的目标。财政安全对财政收支、财政政策、财政韧性和应急财政的管理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第一，财政安全要求财政收入和支出规模适当，更加强调跨年度、跨周期平衡。财政安全要求在收入和支出两端构建一个均衡､高效的财政体系，在该体系下，确保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合理安排支出项目，科学设计转移支付机制，有效提升财政应对各种经济和社会冲击的能力，从而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第二，财政安全要求财政政策灵活高效。财政政策在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角色，在顺周期时，政府应当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尊重市场规律，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优化税收政策､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当经济不景气时，财政政策应充分发挥其逆周期调节作用。在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下，积极财政政策的灵活高效性尤为重要，财政政策应审时度势，讲究策略，通过政策的优化来加力提效，让有限的财力和政策发挥最大的作用。

　　第三，财政安全要求财政具有一定的韧性。新安全格局对财政应对灾害等突发情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遇到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类重大冲击时，有一定的财政空间调整应对。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都需要财政予以保障。特别是国家安全遇到重大外部冲击事件时，需要财政具备实力予以应急处置。

　　第四，财政安全要求建立健全平时财政和应急财政互相转换的机制。财政要有未雨绸缪之备，形成平时财政向“非常时”财政转换的机制。非常时期，财政的重心工作一定是防灾救援､保安全，这就要求在经济平稳运行时财政要量入为出，做好以丰补歉的准备。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策，非常时期财政政策的调整，更能体现国家的财政治理能力。一方面，调整“非常时”财政支出结构。“非常时”财政支出结构要国家应对突发冲击的需要，压缩非必要支出和其他支出的比例，增加应急支出。另一方面，改变“非常时”财政收入策略。通过增发特别国债､适当增加财政赤字率等方式来保证财政应对冲击的能力。 

　　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缓解财政养老压力

　　财政安全有哪些实现路径？马海涛分享了五点看法。

　　第一，强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实现财政跨年度、跨周期平衡，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快财政信息系统建设，提高对经济形势、财政收支等预测的准确性；其次，中期财政规划要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结合；三是构建科学全面的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结合中期财政规划的要求，设定明确、具体、可量化的绩效目标。

　　第二，适当拓展政府债务空间，建立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一是提高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透明化水平。二是适当拓展政府债务空间，建立跨周期的政府债务机制。三是处理好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关系。地方政府与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应当明晰化和规范化，地方政府应当剥离其在企业中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权，不要让地方国有企业来承担地方政府的融资职能。

　　第三，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缓解财政养老压力。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补充、与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相衔接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通过逐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推动弹性退休等政策，减缓老龄化给财政养老支出带来的压力。为应对老龄化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一是可以探索实行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二是适当加大财政对婴幼儿照护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三是着眼于推动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提高人口素质，加快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第四，建立与数字经济适配的数字税收体系。在国内税收制度优化方面，首先，优化税制结构，税收制度应逐步向以数字经济为主的税源结构优化调整。其次，完善税收征管体系，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涉税信息收集渠道和税收征管流程优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最后，研究适用数据资源、数据要素的生产、交易、占有、应用的税收政策和制度。

　　为应对全球层面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征管挑战，一方面，加强数字税收体系中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收规则的衔接。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贡献数字税收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第五，建立高效的财政应急管理机制，对突发情况做到未雨绸缪。建立健全平时财政和应急财政互相转换的机制，形成高效的财政应急管理机制，减少或缓冲异常突发情况对我国财政安全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