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唐婧 北京报道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4年来首次将货币政策定调为“适度宽松”，2025年1月3日至4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提到，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具体实施层面，央行表示，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择机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更好把握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注重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于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如何落地有了更多的憧憬。对此，光大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张旭告诉记者，“适度宽松”的表述并不是突然出现，更多是对前期支持性货币政策立场的确认，事实上，在实践中有一些改变早已悄然显现。

　　例如，2024年6月，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4陆家嘴论坛上首次提出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随后2024年7月央行便宣布降息10个基点，1年期及5年期LPR报价相应降低10bp；又如，2024年9月，潘功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降准、降息、降存量房贷利率，并创设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新工具，显著提振市场信心，且影响仍在持续显现。

　　张旭还称，“适度宽松”描述的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状态，而不是指增量政策的规模，更不意味着今年政策利率的降幅必然会大于去年，降息的幅度以及节奏主要取决于经济运行状况。

　　他进一步分析，如果前期政策对经济运行的支持性作用明显且延续，主要经济指标边际改善，那么下次降息的时点将会靠后一些，全年降息的幅度亦会小一些。此外，市场主体预期与经济运行是相互影响的，如果市场主体预期得到稳定、活力充分激发，那么今年货币政策宽松的幅度将会更小一些，这可能也是本次货币政策定调修改为“适度宽松”的一大考量。

　　“显然，前期出台的货币政策效果是具有延续性的。去年秋季以来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协同发力，市场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正在明显回升。”对此，张旭还援引数据进行了佐证。2024年12月制造业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依次为50.1%、52.2%和52.2%，三个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且均较2024年7、8月明显提高。

　　张旭还提醒，货币政策取向与政策利率变化的方向及幅度之间并无严格对应关系。例如，2017年OMO加息25bp，对应的货币政策取向是“稳健”；2020年和2024年OMO各降息30bp，对应的货币政策取向依然是“稳健”。换言之，今年适度宽松的政策取向也不意味着今年降息的幅度必然大于去年。此外，从近期经济数据来看，去年四季度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2024年GDP增速为5%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将顺利实现，在此背景下，近期政策利率降息的必要性并不大。

　　还有受访人士告诉记者，2025年进一步降息仍然面临内外部多重约束。一方面商业银行净息差依旧承压，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仍然存在，而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击穿1.6%的当下，长债风险也是降息的制约。 

　　1月10日，央行公告，2025年1月起暂停开展公开市场国债买入操作，该举措被市场认为是要遏制长债收益率过快下行。例如，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董事总经理张文朗认为，央行暂停开展国债买入是出于当前市场定价潜在风险的担心。一方面，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接近历史经验走廊的下方，投资性价比下降；另一方面市场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计入了不少的降息预期，已经有一定前置。 

　　张文朗坦言，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多重的，既要降低实体融资成本，也要关注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可能引发次生风险的可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除了增长和物价之外，央行也需要考虑内部的金融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 

　　展望未来，张文朗认为，降准降息会继续，但节奏可能视多个因素而定。而降低实际利率除了依赖于调降名义利率之外，提升通胀预期也非常重要，而财政扩张在这方面的效果相对更显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也罕见地在物价低迷阶段提出要稳物价。

　　他的逻辑是，提升物价需要增强货币的交易需求，降低货币的储值需求。在私人信贷疲弱，流动性偏好仍然较强的情况下，提升货币交易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改善货币的供给，也就是增加财政投放。如果通胀预期得到有效提升，实际利率下行，经济复苏内生动能也将随之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1月10日，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将提高财政赤字率，再考虑到我国GDP规模不断增加，赤字规模将有较大幅度增加，财政总支出进一步扩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也会加大，为经济持续回暖向好提供有力有效支撑。 

　　廖岷还称，2025年将加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力度，注重提升政策的组合效应和乘数效应。通过公共资金的运用，能够带动激发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从而为扩大内需和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